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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裁解除的法律路径与实践策略

于治国张雯琦 — Tue, 07 Jul 2026 16:00:00 GMT

2025年以来，欧盟制裁清单除名难度加大，成功的除名策略须结合法律论证、程序把握与政治沟通。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系统梳理除名程序、法律理由及审查要点，提供可操作的策略指引。

引言

近年来欧盟频繁地将外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对其实施制裁。对于被列入欧盟制裁清单的企业或个人而言，“列名”意味着资产冻结、交易禁止、声誉受损等诸多打击。然而，被列名并非终点——欧盟的法律体系为被列名主体提供了行政除名和司法审查两条相对清晰的救济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以来欧盟制裁制度经历了显著变化：一方面，被列名主体通过司法途径成功挑战制裁的案例增多；另一方面，欧盟在举证责任方面设置了更高门槛，使得除名难度进一步加大。这意味着，成功的除名策略需要兼具扎实的法律论据、精准的程序把握和必要的政治沟通。

本文基于对欧盟制裁解除法律框架的实证分析，系统介绍除名程序的操作要点、可供主张的法律理由以及司法审查的实际价值，旨在提供一份可操作的策略指南。

一、行政除名路径：程序框架与操作要点

（一）法律基础

欧盟制裁通过两层立法实施框架，同时配套第三层司法救济机制，共同形成完整的列名与除名法律体系。第一层是依据《欧盟条约》第29条通过的欧盟理事会决定，该决定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层面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第二层是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215条通过的欧盟理事会条例，该条例将欧盟理事会决定在欧盟内部法律秩序中落地，直接适用于全体成员国，对个人和实体产生直接的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法律约束。除此之外，第三层司法救济依据来自《欧盟运行条约》第263条第4款，该条款赋予被列名主体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挑战制裁提供了司法审查路径。上述三层法律依据构成了完整的列名与除名法律框架。

了解上述法律层级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因制裁条例直接产生法律效力，被列名主体的权利受到直接影响，据此享有诉权。具体而言，提起诉讼的情形包括，一是针对未直接列名但对该主体具有“直接且个别关注”(direct and individual concern)的制裁措施提起诉讼（需满足该条件）；二是针对直接将该主体列名的法令提起诉讼；其二，提起诉讼时应同时挑战欧盟理事会决定和欧盟理事会条例两个法律文件，以确保救济的完整性；其三，依据上述法律条文，可明确法院审查的权限范围和可援引的抗辩理由。

（二）行政除名程序

行政除名程序通常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向欧盟理事会提交正式除名请求。

被列名主体可向欧盟理事会秘书处提交书面除名请求，请求应当附有详细证据，证明两种情况之一：（1）列名在作出时即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错误；或（2）原先支撑列名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请求通常应致欧盟理事会法律事务处或秘书处，需充分说明理由、附具证据文件，并明确指明所挑战的法律文书（决定和/或条例）。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欧盟多数制裁制度每六个月进行定期复核，行政除名请求可能在此复核过程中获得考量，因此把握好提交时间点尤为关键。

在实际操作层面，行政除名请求最常见且最有力的理由是“列名所依据的事实主张不准确”。其核心在于对案件事实的严谨核查与证据重构，将不准确的事实主张系统性地呈现给欧盟理事会。

第二步：与监管机关保持联系。

在提交移除清单、解除制裁的申请后，还可以与监管机关保持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理解欧盟理事会对其除名的具体要求。在行政程序阶段积极有效沟通，不仅有助于了解欧盟理事会列名的依据，也为后续可能的司法审查铺垫了证据基础。

第三步：政治与外交沟通。

最终的移除决策本质上是欧盟理事会以全体一致方式作出的政治决定。因此，寻求政府支持以及通过律师与欧盟理事会沟通，均有助于提升除名请求的推进效果。

（三）时间框架

关于行政除名程序的时间周期，目前有限的公开数据显示：成功案例短则约四个月，平均约为一年。例如，Saodat Narzieva于2022年4月被列入欧盟制裁清单，2022年9月即被移除，在列时长仅为五个月。而近期两个中国金融机构被欧盟移除制裁清单，在列时长约为九个月。从公开案例统计的信息看，部分成功案例从提交申请至移除清单通常约十二个月，当然具体时长因案情复杂程度而异。

值得警惕的是，单纯依靠行政除名请求在实践中存在显著局限。若与欧盟理事会的沟通交流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可能需要考虑通过司法渠道：在提交诉讼文书时，使双方进入有来有往的对话状态。这意味着，对于真正希望从制裁清单中“挣脱”的主体而言，成功的除名策略往往需要行政请求、司法挑战与外交沟通三管齐下。

二、法律主张与策略

（一）解除欧盟制裁的突破口

欧盟制裁制度有其实践上的特点，构成了被列名主体挑战制裁的突破口：

第一，列名标准不清。哪些主体会被列入制裁清单，更多基于政策和外交考虑，因此在个案中可能出现缺乏明确标准的情况。尤其是在“受益于”等关键概念上，欧盟理事会在实践中适用尺度不一，导致列名决策的法律依据并不统一。

第二，证据标准波动。欧盟理事会制裁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差异明显，不同案件中的证明标准也有区别。部分制裁决定仅仅依据网络公开信息，可能未经充分的验证和确认程序。

第三，透明度不足。制裁列名对象如何被选择，目前尚缺乏透明的机制。以2022年后急剧扩张的制裁框架为例，欧盟的制裁对象激增，公众并不都能理解被列名实体被制裁的真正原因。

（二）可援引的法律主张

在挑战欧盟制裁时，可援引的法律主张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情形一：列名所依据的事实主张不准确。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挑战路径。如前所述，部分制裁决定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不足。若能指出列名依据中的事实错误，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将构成有力的除名理由。在准备这一主张时，应尽可能收集证据材料，反驳欧盟理事会的列名依据和理由。

情形二：列名依据的情形已不复存在。

制裁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行为改变。如果被列名主体能够证明，原先支撑列名的基础情形（如所有权结构、管理职务、关联关系等）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则应当被从清单中移除。此类情形可能包括：作为被制裁原因的商业活动已经停止，被制裁实体的作用和角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符合制裁原因等。

但是仅证明“已出售资产和/或辞去领导职务”目前已不足以支持解除制裁的主张。还需进一步证明其地位已改变，达到了不再符合列名标准的程度。例如“从职业地位、经济活动的规模、资本持有量等方面”已不再具有重要性和影响力。这一变化使得情形变更的证明难度显著上升，需要制定更为精细的证据策略。

情形三：程序性缺陷。

若欧盟理事会在列名过程中存在程序性瑕疵，如未提供充分的列名理由等，被列名主体可以据此主张列名无效。由于程序公正原则是欧盟法律秩序的核心要素，此类主张在司法审查中的分量不可小觑。

（三）整体性应对策略

解除欧盟制裁的重点在于“整体策略”：仅靠法律论证本身是不够的。成功的应对策略需要从三个维度同步推进：

一是法律维度：构建扎实的法律论据，这是根本。没有法律杠杆，任何沟通都不会被认真对待。

二是沟通维度：包括与监管机关的沟通以及适当的媒体公关，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明确监管关注重点以及解除制裁的条件，并能够说服监管机关已经采取的合规措施的有效性。

三是司法维度：如果行政程序难以顺利起效，则可以同时考虑司法诉讼程序。在司法诉讼中，欧盟理事会会提供更多的事实和信息，有利于通过指出列名决定的程序和实体性错误，通过诉讼达成解除制裁的目标。

三、司法审查的价值与效果

（一）司法审查的基本机制

《欧盟运行条约》为被列名主体提供了直接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律依据。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263条第2款，被列名主体可基于以下法定理由请求法院撤销列名决定：缺乏权限、违反基本程序要件、违反条约或任何与其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则、滥用权力。由于针对制裁决定的诉讼时效很短，因此，被列名主体一旦发现列名，应立即启动应对机制，把握好时间窗口。

普通法院的判决可以在法律问题上向欧洲法院（ECJ）提起上诉。此外，依据《欧盟运行条约》，因非法列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还可请求损害赔偿，但需证明欧盟理事会存在“足够严重的违法行为”。

（二）典型案例分析

2025年是欧盟制裁司法审查领域较为活跃的一年。以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判例进行分析，以展示司法审查的实际效果与价值边界。

1. Pavel Ezubov案：证据不足胜诉的典范

2025年6月25日，欧盟普通法院在T-273/24号案[1]中作出判决，撤销了欧盟理事会对Pavel Ezubov的列名维持决定。

被制裁个人系某被欧盟制裁个人的亲属。欧盟理事会将其列名的依据是认定其“从在俄罗斯运营的领先商业人士处获益”。但普通法院经审查认为，欧盟理事会未能充分证明其制裁决定符合这一列名标准。法院指出，欧盟理事会未能提供具体、精确且一致的证据来支撑其认定，因此撤销了列名维持决定。

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当列名依据仅停留在笼统的关联关系层面，缺乏具体证据支撑时，法院倾向于认定欧盟理事会未达到应有的证明标准。若被列名制裁的依据是基于与第三方主体的关联或间接关系，该案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抗辩范式——即：要求欧盟理事会提供具体、精确的列名依据，逐一驳斥，从而动摇列名的事实基础。

2. Mikail Gutseriev案：更新评估义务的司法确认

2025年10月22日，欧盟普通法院在T-233/24案[2]中作出判决，撤销了欧盟理事会对Mikail Gutseriev的列名决定。

法院认定，欧盟理事会作出了评估错误，“在采取有争议的法案时未能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更新评估”。这一判决明确了欧盟理事会的一项关键义务——每次维持列名时，都必须进行独立的、更新的个案评估，而非机械性地延续前次列名决定。

对于被列名且情况已发生变化的被制裁实体而言，Gutseriev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抗辩角度：即使是已列名的持续性制裁，每次决定更新时，欧盟理事会都需要重新审查事实情况是否仍符合列名标准。若欧盟理事会只是“自动续期”而缺乏更新的个体化评估，则可据此提出挑战。

（三）司法审查的战略价值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审查的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对话。通过法院程序，双方在交换诉讼文书过程中，才能真正与欧盟理事会进行沟通、了解其预期要求。

第二，确立事实。即使法院判决后欧盟理事会重新列名，胜诉判决本身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法律和舆论价值。

第三，损害赔偿的可能。对于因列名遭受重大损失的实体，如果能够证明欧盟理事会存在“足够严重的违法行为”，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然而，司法审查并非万能——其局限同样值得关注：程序相当冗长。而且即便胜诉，欧盟理事会仍可能以新的理由重新列名。

四、中国反制和阻断措施的积极效果

近年来，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和对华歧视性措施，中国不断完善法律政策工具包，陆续出台多部重要法规予以规制，并通过采取反制措施进行制衡。

《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国反制和阻断外国对我国组织和公民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也采取有效措施，反制欧盟等对中国企业采取的经济制裁等歧视性限制措施。例如，国家商务部对两家欧盟金融机构采取反制措施[3]，有力回应了欧盟制裁两家中国金融机构的歧视性做法。

结语

对于被列入欧盟制裁清单的企业或个人而言，除名绝非遥不可及的目标，但也绝非一蹴而就。成功的除名策略需要建立在行政请求、司法挑战和持续沟通三条战线上同步推进，更需要在事实核查、证据构建和法律论证方面投入大量精细化的工作。

[注]

[1]eurlexsearch.com/documents/docfile:88891463-a268-444b-a261-e3f99c0dd038

[2] CELEX:62024TJ0233: Hotărârea Tribunalului (Camera a cincea) din 22 octombrie 2025.#Mikail Safarbekovich Gutseriev împotriva Consiliului Uniunii Europene.#Cauza T-233/24. - Lex24.ro

[3] 《关于对欧盟两家金融机构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商务部令2025年第5号）。

新商标法修订：企业品牌管理的关键变化与应对策略

舒海徐韩 — Tue, 07 Jul 2026 16:00:00 GMT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新法生效还有不到半年，这段过渡期正是企业重新审视品牌资产管理、完成合规升级的重要窗口。笔者将从六个关键变化入手，逐一梳理新法对企业的影响和应对建议。本文末附新旧法全文对照。

2026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新法”）。新法由现行商标法的8章73条扩充为9章87条，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距离新法生效还有不到半年，这段过渡期正是企业重新审视品牌资产管理、完成合规升级的重要窗口。

这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商标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注册”而在于“使用”。过去那种“重注册、轻使用”的做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以下笔者从六个关键变化入手，逐一梳理新法对企业的影响和应对建议。

一、“动态标志”可以注册商标了

新法第十四条在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等商标类型基础上，将“动态标志”正式纳入可注册商标的范围。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短视频平台的开屏动画、游戏的动态LOGO、影视公司的片头动画、电商品牌在直播间展示的动态标志等，都可以申请商标注册。

实务建议：企业宜优先梳理自身已经投入大规模市场使用、具备识别功能的专属动态标志——比如品牌标志性的开屏动画、线下门店的固定动态展示效果，这类已经积累了市场认知的元素，申请注册后才能真正转化为有效的品牌资产。

二、异议公告期从三个月缩到两个月，监测速度要跟上

新法第三十六条将初步审定公告商标的异议期从三个月压缩为两个月。

对企业的影响：一方面，商标确权的整体周期缩短了，企业能更快拿到注册证。但另一方面，留给企业监测市场、发现抢注商标并提出异议的时间也缩短了三分之一。以前三个月尚可从容应对，现在两个月的窗口期转瞬即逝。如错过异议期，后续维权成本和难度都会增加。

实务建议：企业宜建立更高频的商标监测机制。建议有条件的企业按月开展商标初审公告检索，重点关注与自己品牌近似的申请，发现抢注第一时间启动异议程序。

三、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认定标准更加客观，处罚力度大幅提升

这是本次修法对企业影响最大的调整之一，在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认定与处罚两个层面均作出了实质性调整。在认定层面，新法第十九条将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判定标准从现行商标法第四条“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细化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在处罚层面，新法第五十四条大幅提高了处罚金额上限——恶意申请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处十万元以下罚款，较此前《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中最高三万元的罚款上限有了显著提升。

对企业的影响：在企业自身注册方面，正常的防御性注册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只要企业的商标布局围绕主营业务展开、数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通常不会触碰红线。真正面临风险的，是那些囤积成百上千件商标、与企业自身业务毫无关联、以倒卖牟利为目的的投机行为——这类恶意申请不仅会被驳回、宣告无效，申请人还可能面临实打实的高额处罚。

在维权方面，过去企业在行政授权、确权程序中主张他人恶意申请商标注册，需证明对方具有“恶意”，这一标准的主观性较强。而新法规定的“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是相对可以量化的标准，可以结合商标数量、指定商品和服务类别、主营业务范围、实际使用情况等客观因素来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新法第五十四条为企业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工具。遭遇批量抢注时，企业在常规的异议、无效程序之外，还可以同步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举报其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申请对抢注人处以罚款。此前虽有行政处罚机制，但最高三万元的罚款上限对职业抢注人威慑力有限；如今罚款上限提升至十万元，违法成本显著提高，能够从源头上更有力地遏制抢注动力。

实务建议：企业新申请商标时，应注意与自身经营品类相匹配，避免过度扩大注册类别，确保商标布局与实际业务相协调。对于已经遭遇批量抢注的企业，可在提起异议或无效宣告程序的同时，积极收集抢注人的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相关证据。如果企业考虑进一步追究抢注人的行政责任，鉴于实践中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通常需要以国知局的生效裁定作为认定恶意申请的依据，建议在获得异议或无效宣告的有利裁定后，再向执法部门举报并申请行政处罚，形成行政确权与行政惩处的递进配合。

四、“误导性使用”有了明确的罚则，注册商标使用不能随心所欲

新法第五十六条增加了一款全新的规定，专门针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同时，新法第七十条还新增了配套的投诉举报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类违法行为。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是指企业虽然使用的是核准注册的商标，但通过该商标在特定商品上的使用方式，让消费者对商品的品质、功能、产地等产生了错误认识。比如“小尾花黑”作为商标本身并无特殊含义，但如果使用在猪肉商品上，消费者很可能误认为该产品是“黑猪肉”；又如“德子土”使用在鸡蛋商品上，消费者容易误以为是“土鸡蛋”。这类商标的文字本身没有问题，注册本身也是合法的，但一旦用在特定商品上，就产生了误导公众的实际效果，同样可能触发新法第五十六条的罚则，面临罚款乃至商标被撤销的风险。

对企业的影响：这是一条双向适用的规则。

对内：企业在选择商标使用方式和商品类别时，不能只看注册是否合法，还要评估实际使用场景中是否会让消费者“想歪”——同样的商标用在不同商品上，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效果。重点评估商标文字含义与指定商品之间是否存在“联想空间”，一旦发现可能引发消费者误认的情形，应及时调整使用方式或考虑更换商标，避免陷入“注册合法、使用违规”的尴尬处境。

对外：如果竞争对手通过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可以依据新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条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五、驰名商标保护：维权层面的三个关键变化

本次修法在驰名商标保护层面有三处重要调整，分别对应未注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驰名商标确认，以及出海品牌的驰名商标确认机制。

（一）未注册驰名商标也能受到跨类保护了

新法第二十一条删除了现行商标法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设置的“已注册”门槛，跨类保护的对象从“已注册的驰名商标”扩大到“未注册的驰名商标”。这意味着，无论企业的商标是否完成了注册，只要它在中国境内达到驰名程度，一旦他人在非类似商品上复制、摹仿或翻译其驰名商标且误导公众，该商标申请就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对企业的影响：此次修法填补了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空白，这一调整的核心受益者是那些已经达到驰名程度、但尚未完成注册的商标。对于区域老字号、新兴高知名度品牌而言，即便商标尚未注册下来，只要能够证明其“驰名”状态，也能阻止他人在非类似商品类别上的抢注，有效拓宽了未注册高知名度品牌的维权路径。

但企业也无需刻意追求“驰名商标”认定。驰名商标认定不是一项独立的行政荣誉，而是一种“一案一认”的法律保护机制。只有当企业的品牌确实遭遇跨类别恶意抢注，且常规的异议、无效宣告路径走不通时，再根据实际需要启动驰名商标认定程序，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品牌保护。

实务建议：常态化留存经营记录、宣传材料、销量数据、行业排名、荣誉证书等能够证明品牌知名度的证据。这些材料平时做好归档，以便在需要主张驰名认定时能够及时提供。

（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可以同步确认驰名状态

现行商标法仅在商标注册审查、商标争议、商标违法行政查处、商标民事及行政案件中可认定驰名商标。新法第六十三条将驰名商标的确认场景正式拓展到了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理和查处过程中。

对企业的影响：新法之前，针对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企业字号、域名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权利人往往需要借助商标侵权行政查处等路径“曲线救国”，先通过其他案件拿到驰名认定，再回头处理不正当竞争问题，程序迂回、耗时费力。新法明确将不正当竞争案件纳入驰名认定的适用场景后，企业在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或举报时，可以直接在该案中向办案机关同步提出驰名商标确认请求——知名度认定与不正当竞争侵权判定在一个程序中一并完成，维权路径更加顺畅。

实务建议：企业应建立字号、域名、企业名称的日常监测机制，一旦发现他人将企业的品牌注册为字号或域名的，及时固定证据。同时，在评估是否提出驰名认定时，先判断是否满足“按需认定”的前提——假设在该案中确有必要通过认定驰名来解决争议，则提出认定请求。

（三）出海品牌有了“驰名商标”确认的官方通道

新法第六十九条新增规定：企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可以请求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对企业的影响：中国品牌在海外遭遇抢注或侵权纠纷时，往往需要向当地商标局或法院证明该品牌在中国境内的知名度。过去缺乏官方的确认出具机制，企业只能自行整理提交各类知名度证据，材料的完整性和证明力需要由当地审查机关逐一判断，举证过程耗时费力。新法实施后，企业可以向国内商标主管部门申请出具正式的驰名情况确认文书，作为海外维权的有力支撑材料，大大降低了海外维权的举证难度。

实务建议：有计划出海的品牌，宜提前整理国内市场的知名度证据——包括市场占有率、广告投放、媒体报道、获奖情况等。遇到境外抢注或侵权时，第一时间申请出具驰名情况确认文书，配合当地律师推进维权程序。

特别提醒：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这条禁令依然保留在新法第六十四条中。

六、品牌授权的“紧急刹车”：被许可方质量出问题，许可人可单方解约

新法第五十五条新增了一项重要规则：被许可人不履行质量保证义务的，许可人有权解除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对企业的影响：过去许可人要解除许可合同，要么合同中事先约定了解约条款，要么只能依据《民法典》关于根本违约的一般规定去起诉，法律依据不够直接，诉讼中的论证成本也很高。新法则直接赋予了许可人法定解除权——即便合同中没有约定，只要被许可人存在不履行质量保证义务的情形，许可人就可以依据商标法的专门条款解除合同，法律依据更加明确、直接。

当然，解除权要产生实际法律效果，仍需履行相应程序。许可人可以依据新法向被许可人发出书面解除通知，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告解除；如果被许可人有异议，则由被许可人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确认解除的效力，并承担举证责任。许可人也可以不事先通知，直接起诉或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合同。

实务建议：尽管新法于202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建议企业从现在开始着手更新商标许可合同。一方面，和现有合作方协商修改条款需要时间，现在启动谈判，到新法生效时刚好完成衔接。另一方面，即便新法生效后许可人可以直接援引法定解除权，若能在合同中事先明确质量管控标准、抽检机制和解约条件，也能让权利的行使更加顺畅、减少争议空间。

七、过渡期企业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

距离2027年1月1日新法生效还有不到半年，虽然正式施行尚有一段窗口期，但部分调整涉及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的重新梳理和外部合作方合同的重新谈判，提前着手才能从容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企业优先关注：

确权布局方面：提前规划动态标志等新型商标的注册方案，梳理现有商标中是否涉及党政相关元素、及时进行调整。同时建立更高效的商标监测机制，将监测周期缩短为月度，适应异议期缩短后的响应节奏。

商标使用与管理方面：排查自身商标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存在误导公众的风险——特别是商标文字本身不具有误导性、但用在特定商品上可能引发消费者误认的情形。着手更新商标许可合同中的质量管控和解约条款，与合作方提前沟通谈判。

资产梳理与维权准备方面：常态化留存经营、宣传、销量等知名度证据，为可能需要的驰名认定做储备。建立字号、域名、企业名称的日常监测机制，一旦发现傍名牌行为，及时固定证据。

这些工作不需要企业从零开始，而是在现有商标管理流程中对照新规则做一轮查漏补缺。半年过渡期看似充裕，但涉及合同谈判和内部流程调整的事项往往比预期耗时更长，建议尽早启动。

八、总结

整体来看，本次修法没有颠覆性的极端调整，核心是把过去实践中已经形成共识的规则明确化、细化，补全此前的规则空白。企业不需要过度焦虑，只需要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对照新规则梳理现有商标管理流程，补全合规漏洞，就能平稳过渡到新法时代。

附件：新修订的商标法与现行商标法的对比版

【附件】新修订的商标法与现行商标法对比.docx

欧盟跨境数据传输如何“自证”合规

周洋董昱辰 — Tue, 07 Jul 2026 16:00:00 GMT

欧盟跨境数据传输合规，不只是签署标准合同条款和采取技术保障措施，更要在实质上证明能够提供不低于欧盟水平的充分保护。在中国尚未获得欧盟充分性认定的背景下，数据接收方法律环境是回应欧盟数据监管疑虑的关键，应置于跨境数据传输合规工作的核心位置。

一、中国企业出海欧洲的跨境数据传输合规挑战

2026年6月3日，爱尔兰高等法院就X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一案[1]作出判决，基本维持了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DPC）此前关于X公司跨境数据传输违规的认定。[2]DPC认为，X公司允许中国境内人员远程访问欧盟经济区（EEA）用户数据的行为构成向第三国传输个人数据，且未能证明其标准合同条款及补充保护措施足以使相关数据获得与欧盟法下实质等同的保护水平，因此认定其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6条及第13(1)(f)条规定。

X公司在欧盟跨境数据传输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2025年1月，隐私组织noyb针对中国企业采取大规模行动，向欧盟五国数据保护机构提出六项投诉，指控某米、某信等6家中国企业非法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至中国。[3]

可见，跨境数据传输合规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欧盟的“必考题”。更棘手的是，在欧盟监管视角下，中国企业似乎已被打上“高风险”标签，即便签署了标准合同条款、采取了数据保护技术措施，仍不足以证明达到不低于欧盟水平的充分保护。根据笔者与欧洲同行的交流，在欧盟数据保护当局的官方措辞背后，真正的疑虑可能不在于是否采取了数据安全技术保障措施，而在于对中国数据保护法律环境的怀疑，进一步而言是对中国国家机关从企业获取来自欧盟的个人数据的担忧。

二、中国企业为何需要“自证”

1. 跨境数据传输合规问题如何被触发

GDPR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4]：（1）在欧盟境内设立机构，且相关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发生在该机构活动范围内；（2）虽未在欧盟境内设立机构，但向欧盟境内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或者对欧盟境内数据主体的行为进行监测。在此基础上，若相关个人数据被传输至EEA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则需遵循有关跨境数据传输机制。[5]

上述规则意味着，触发GDPR及其跨境数据传输机制的场景不仅限于“在欧盟设立子公司”或“将数据传回中国”等传统情形；未在欧盟境内设立实体但通过网站、App直接收集欧盟用户个人数据，以及自中国境内远程访问存储在欧盟境内的数据，亦会被纳入GDPR监管范畴。

2. 面向“白名单”以外国家的跨境数据传输机制

在GDPR框架下，充分性认定[6]（adequacy decision）是最直接的数据传输机制。对于获得充分性认定的国家和地区，欧盟委员会已经认可其能够提供GDPR所要求的充分保护，因此在EEA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自由向其传输个人数据，无需逐案论证保护水平。然而，中国并不在这一信任“白名单”上。在缺乏充分性认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通常需要依赖适当保障措施[7]（appropriate safeguards），例如标准合同条款（SCC）、约束性公司规则（BCR）跨境传输数据。只有在既无充分性认定、又无法适用适当保障措施的特定情形下，才进一步考虑“数据主体明确同意”“重要公共利益所必须”等特定例外情形（derogations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值得注意的是，采取适当保障措施并不等同于实现了充分保护。基于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JEU）Schrems II判决要旨[8]及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EDPB）出台的官方指引[9]，企业仍需评估数据接收方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如评估发现单纯依赖SCC或者BCR无法在数据传输目的国提供“实质等同”的保护，企业必须采取“补充措施”（supplementary measures）（例如强加密等）。如果采取补充措施仍无法保障，则必须暂停或终止数据传输。

3. 全面把握“充分保护”要义

GDPR项下跨境数据传输机制的核心并非限制个人数据离开欧盟经济区，而是确保个人数据在传输至第三国后，仍能获得不低于欧盟水平的充分保护（adequate level of protection）。所有跨境数据传输机制均服务于同一目标，即防止GDPR所保障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因跨境传输而被削弱。[10]

这一要求的法理逻辑在于，无论数据位于何处，欧盟提供的数据保护应一直延续。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会受到GDPR下合法性、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数据主体权利等制度性保护。数据一旦被传输至第三国，原有法律环境、监管机制和救济路径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企业需要证明相关数据在第三国接收、访问或处理仍能获得与欧盟法实质等同的保护（essentially equivalent protection）。

4. 数据接收方法律环境比技术保障措施更值得关注

跨境数据传输机制和技术保障措施是论证“充分保护”的重要维度，但并非充分条件。2020年，欧盟法院在Schrems II案[11]中明确指出，SCC的有效性受到数据接收国法律环境的影响——当第三国法律允许其权力机关干涉个人数据时，SCC本身可能不足以在实践中有效保护传输至该第三国的个人数据。由此，企业还需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跨境传输影响评估（TIA），重点对数据接收国的法律环境作出实质性评估。这一审查逻辑也反映出欧盟监管当局对中国等非“白名单”国家法律环境的深层疑虑。

三、讲好中国故事：数据接收方法律环境是“自证”关键

1. 中国法保护来自境外的数据

在中国法下，数据主体享有广泛的权利与保障。在数据处理活动中，《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信息主体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核心权利，[12]这与GDPR项下数据主体权利具有高度对应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数据保护法的适用对象并不限于本国公民数据。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属地管辖原则，在中国境内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无论信息主体为何国公民，均适用该法。由此，欧盟用户个人数据进入中国法域并在中国境内处理时，同样受到中国法的管辖与保护。

2. 以比较的方法介绍中国数据保护法律体系

当前，中国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已形成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基本框架，同时通过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国家标准等方式，进一步细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分类分级、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同意等具体要求，形成了覆盖法律规则、监管措施和技术标准的数据保护规则体系。

在许多实质性规则上，中国与欧盟的思路不谋而合。《个人信息保护法》与GDPR均明确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并强调目的限制与数据最小化；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方面，中国法下的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安全评估等机制，与GDPR项下的标准合同条款、约束性公司规则等跨境传输机制，都体现了通过合同约束、事前评估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风险的制度思路。由此，如欧盟用户个人数据被中国境内主体接收、访问或处理时，其数据并非进入“保护真空”，而是进入一个有规则、有边界、可预期的保护框架之中。

3. 中国国家机关访问企业数据的有限适用场景与正当性

不可否认的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情报、反恐、反间谍、犯罪侦查等特定公共利益场景下，中国法规定了企业的配合义务。《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国内法均要求企业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履职时提供必要协助。[13]这也正是欧盟监管当局在评估第三国法律环境时关切的核心场景，即数据接收方是否可能因本国法律义务而向国家机关提供数据，从而影响其履行GDPR项下的数据保护义务。

基于特定目的向国家机关提供数据的安排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主要法域中，国家机关亦可基于类似公共目标要求企业配合提供相关数据。例如，美国CLOUD Act（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澄清法案》，简称CLOUD ACT或“云法案”）允许执法机关在法定程序下要求电子通信服务提供商披露其控制范围内的数据，且不以数据存储于美国境内为前提。[14]英国《调查权力法》（Investigatory Powers Act）同样允许执法机关在法定程序下获取通信数据。[15]而欧盟自身也已通过《电子证据条例》（EU 2023/1543），允许欧盟成员国司法机关直接向其他成员国相关数据提供方发送获取用户数据、交易和内容数据等电子证据的强制性司法指令。可见，国家机关基于国家安全等正当目的获取企业持有或控制的数据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问题的核心关切不应在于该制度的存在本身，而在于相关国家/地区是否建立了完善的程序及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权力在调取数据时受到正当法律程序与比例原则的约束限制，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体隐私权利保护。

4. 中国法下国家机关访问企业数据受到严格限制

现行中国法并未赋予国家机关不受限制的数据访问权。即便在国家安全、情报、反恐、反间谍等特定公共利益场景下，国家机关对企业数据的访问仍受到目的性、必要性、权限范围、程序要求、保密义务和行政法救济等多重约束。

在目的性和必要性限制方面，《国家安全法》等强行法本身便以国家安全目的为适用前提，并要求尊重和保障个人及组织合法权益。[16]《国家安全法》第二条中也对国家安全有明确的界定，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可见，中国法项下所界定的国家安全事由具有特定性，并通过法律定义限定了国家安全概念被泛化或宽泛解释的边界，限制了将一般商事行为或常规商业数据任意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的可能。因此，强行法项下的协助义务并不构成国家机关持续性、普遍性访问企业数据的依据。

在权限和程序限制方面，相关强行法本身明确要求国家机关不得超越法定权限、滥用职权，[17]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和刑事取证规则也进一步对数据调取、个人信息处理和电子数据取证设置了程序要求：因维护国家安全或侦查犯罪需要调取数据的，须经严格批准手续；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的，则应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并根据法定情形履行告知义务；涉及查验电子设备的，应当履行批准、出示证件及制作笔录等程序；涉及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的，还应制作调取通知书、笔录和清单等记录。[18]

对于依法获取的数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仍负有保密义务。对于在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19]

救济层面，行政法体系为国家机关访问企业数据提供了外部监督和权利救济路径。若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获取、使用相关数据，相关主体可根据具体情形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请求国家赔偿。[20]

四、合规建议

面对欧盟跨境数据传输监管，中国企业不能只依赖单一合规动作，而应围绕“充分保护”要求建立一套可说明、可验证、可追溯的综合证明体系。

1. 充实评估报告和合同文件中数据接收方法律环境章节以增加透明度

为了论证相关个人数据在被中国境内主体接收、访问或处理后仍能获得不低于欧盟水平的保护，企业可以在DPIA、TIA以及SCC等合规文件中，强化对中国数据保护法律环境的说明，论证相关数据处于有规则、有边界、有救济的安全环境之中。

对法律环境的说明不宜仅停留在“中国法如何规定”的抽象描述，还需进一步回答“这些规则如何适用于本企业的具体传输场景”。企业可结合自身具体数据传输安排，对相关法律环境进行场景化说明。例如，在DPIA中，企业可以结合行业属性和数据类型，说明自身仅涉及运营维护、售后服务等一般商业场景，不涉及国家安全、反恐等高敏感场景，因而被国家机关依法调取相关数据的可能性较低；在SCC中，则可以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所处法律环境下的具体义务，如限制再转移、履行通知义务并保存处理记录等。

2. 通过第三方法律意见和/或专家意见增强说服力

在企业自身合规文件之外，法律意见书、专家意见等外部专业意见可以为证明“充分保护”提供更具中立性的论据。与企业自身说明相比，外部专业意见的价值在于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视角，对中国法律环境进行客观分析，并进一步说明该等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相关跨境传输安排下的数据保护水平。

在一般性的法律介绍基础上，专家意见可结合企业具体业务场景、数据类型及企业已采取的技术措施展开分析，说明相关数据在被中国境内主体接收、访问或处理后，是否仍能获得充分保护。在客户问询、合同谈判或监管沟通中，外部意见也可以与DPIA、TIA等企业内部合规说明相互衔接、印证，增强“充分保护”论证的完整性和说服力。

3. 通过ISO国际认证增强公信力

除法律环境的宏观论证外，数据保护认证可以从第三方审核角度证明企业在操作层面已建立可验证的数据保护管理体系。目前已有多种认证路径可供中国企业选择。例如，Europrivacy作为首个获得EDPB批准的欧盟数据保护印章认证，已在全部30个欧洲经济区成员国获得承认，中国企业可通过该认证增强其处理活动符合GDPR要求的证明力；ISO/IEC 27701隐私信息管理体系认证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联合发布，以ISO/IEC 27001为基础，企业通过该认证可作为其已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隐私保护体系的客观证据。

数据保护认证与法律意见在“充分保护”论证中可形成互补：后者说明宏观上“中国法律环境是否具备充分保护能力”；前者回答微观上“该中国企业是否已将法律要求内化为管理体系并达到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二者结合，可以从制度环境到企业实践形成完整的论证链条。

4. 通过组织和技术架构从根本上降低跨境数据传输合规风险

对于数据规模较大、业务敏感度较高，或面向欧盟市场提供平台服务、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高关注度业务的企业而言，可以进一步考虑通过部署海外数据中心、设立欧盟本地运营团队、委托第三方数据托管等方式，缩小中国境内主体接触欧盟个人数据的范围和频率。

该等安排通常成本较高，但其优势在于从组织和技术架构层面对“中国访问”进行隔离，将数据存储、访问审批、安全审计等关键环节置于更可控、可验证的机制之下。相比企业自身文件说明和外部意见，部署海外数据中心、委托第三方托管等安排可以更直观地证明企业已从源头降低跨境访问数据风险，从而显著增强“充分保护”论证效果。

五、总结

对于出海欧盟的中国企业而言，跨境数据传输合规的难点已从“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转向“如何证明充分保护”。在中国尚未获得欧盟充分性认定的背景下，数据接收方法律环境、尤其是国家机关访问数据场景的正当目的、普遍实践与严格限制，将成为证明“充分保护”的核心维度。中国企业需要证明的不只是已签署标准合同条款或采取技术保障措施，更是相关数据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受到有规则、有边界、有救济的保护。如何充分论述中国数据保护法律环境及其在具体跨境数据传输场景中的应用，是中国企业处理欧盟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工作的关键。

[注]

[1] X Technology Limited & Anor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6] XXX, High Court of Ireland, 3 June 2026.

[2]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Inquiry into X Technology Limited, Decision of 2 May 2025.

[3] noyb, X et al. surrender Europeans’ data to authoritarian China, 16 January 2025.

[4] GDPR Article 3.

[5] GDPR Chapter V.

[6] GDPR Article 45.

[7] GDPR Article 46.

[8] See Case C-311/18,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v. Facebook Ireland Ltd and Maximillian Schrems, ECLI:EU:C:2020:559, para. 135 (July 16, 2020).

[9]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Recommendations 01/2020 on Measures That Supplement Transfer Tools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EU Level of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version 2.0 (18 June 2021), https://www.edpb.europa.eu/our-work-tools/our-documents/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012020-measures-supplement-transfer_en.

[10] GDPR Article 44.

[11] See Case C-311/18,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v. Facebook Ireland Ltd and Maximillian Schrems, ECLI:EU:C:2020:559, paras. 132-135 (16 July 2020).

[12]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

[13] 参见《国家安全法》第77条、第79条，《国家情报法》第7条，《反恐怖主义法》第18条，《反间谍法》第26条。

[14] 18 U.S.C. § 2713;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15]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16, Sections 11, 61, 81, 87.

[16] 参见《国家安全法》第1条、第7条，《国家情报法》第1条、第8条。

[17] 参见《国家安全法》第13条，《国家情报法》第19条，《反恐怖主义法》第94条，《反间谍法》第11条。

[18] 参见《数据安全法》第35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条、第35条，《反间谍法》第25条，《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至第15条。

[19] 参见《数据安全法》第38条。

[20] 参见《行政复议法》第2条，《行政诉讼法》第2条，《国家赔偿法》第2条。

出海博弈中转站：打破香港与内地法律事务“信息差”（上篇）

周杨洁 — Mon, 06 Jul 2026 16:00:00 GMT

内地出海企业不熟悉普通法规则已付出过真实代价。本文用10条"Fun Facts"，拆解香港诉讼前与出庭前的认知盲区：费用规则反转、律师团队配置、证据效力判定，助您填平两地法律"信息差”。

一家内地新能源企业几年前因一笔2000万港币的货款纠纷在香港被诉。该企业以为最多赔本金加利息，然而最终账单上却多了870万港币，这是对方律师费——因为在香港，败诉方要替胜诉方买单。更惨的是，该企业想上诉，法官说：“你们没有合理的胜诉机会，不批准上诉许可。”这不是故事，而是对规则认知不足的血泪教训。

大多内地企业出海的征途往往始于香港，这是联通境内外资源的黄金通道和低税率天堂，也是拥有国际化司法体系的法治高地。实务中，香港不仅是企业设立境外实体的核心基地，更是跨境交易合同中“出镜率”最高的适用法律、诉讼与仲裁所在地。

此外，在内地企业出海的全球版图中，无论是作为热门投资与商事目的地的新加坡、美国、英国、马来西亚，还是作为跨国离岸架构核心中转站的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它们与香港同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尽管各国立法主权与本土实践不同，但无论是对判例的遵循、庭审中对交叉盘问的倚重，还是对抗制背后的程序正义，普通法思维的底层逻辑都高度相似。因此，读懂香港司法逻辑，不仅是拿下了香港法治红利的通关密码，更是企业理解和布局全球普通法系市场、建立跨境风控思维的一个高价值的“沙盘”。

有鉴于此，笔者想通过一些有趣且具有破局实务风控价值的“Fun Facts”，带读者直击内地与香港司法差异的核心逻辑。读懂这些要点，不仅能让企业在出海之路上避开隐蔽风险，更能真正把香港的法治红利转化为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隐形护城河。

第一章：诉讼前须知

Fun Fact #01：法院诉讼费的反差杠杆

打官司的“门票”价格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基于争议金额计算的梯度费用：内地法院严格按争议金额阶梯式比例收费。标的额越高的案件，诉讼费也越高。如涉及数亿元人民币，原告起诉需预缴数十万至上百万人民币的诉讼费给法院。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固定费用制：香港法院实行定额收费。无论案件标的额高低（即使涉及十亿商事纠纷），高等法院传讯令状（Writ of Summons）的登记费通常为固定的 1,045 港币。

避坑指南：

不要被香港法庭便宜的“门票”迷惑。 内地较高的诉讼费对恶意滥诉和虚增标的具有天然的财务阻吓作用；而香港法院的低规费，并不意味着诉讼成本低廉，实际上，诉讼成本的压力在于后续的律师费。企业在评估香港诉讼预算时，核心应放在大律师与事务律师的费用评估上，而非法院规费。

Fun Fact #02：律师费的终极归宿

打完官司后的财务账单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原则上“各负盈亏”：除知识产权、撤销仲裁或合同另有明确约定外，通常各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己方的律师费。法院仅判令败诉方承担案件受理费。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败诉方负担原则：法院普遍判令败诉方报销胜诉方因诉讼产生的合理律师费。这笔费用由专门的讼费评定官（Taxing Master）进行刚性核算。

避坑指南：

在香港，不合理的诉讼行为会带来极高的财务惩罚风险。 内地打输官司主要是输掉诉求，但在香港打输一场官司，往往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支付自己这一方的律师费，还需要替对方支付高昂的大律师与事务律师账单。出海企业在面临香港诉讼时，必须在前期进行极其严密的胜率评估，不应针对琐碎或机会渺茫的事情随意提起诉讼，否则高额的讼费惩罚可能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Fun Fact #03：新人培养与执业传承

资深律师与新人的关系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现代合伙制/公司化迭代：内地律所多采用合伙制或公司化管理。在公司制律所中，律师多为授薪雇员，上级律师与下属之间更偏向于“合伙人与工薪雇员”的职场科层管理架构关系，强调组织效率。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大律师见习制度（Pupillage）：大律师行业有独立执业和自雇属性，目前仍保有古典的“师父带徒弟”制度，行规与辩护艺术高度依赖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

避坑指南：

香港大律师 Chambers保留了武林门派般的传承色彩。出海企业在选聘香港大律师时，不仅要看个人名气，还可以考察其传承关系。这种古典的师徒链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特定法律领域的专业积淀、庭审风格的稳定性、圈子内的受认可度。

Fun Fact #04：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制度

香港大律师界的“官方认证天花板”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资历以履历与规模为标尺：内地律师的执业资质主要体现在律所规模与排名、个人执业年限及案例积累上。没有对应普通法系“资深大律师（Silk）”传统的官方荣誉晋级制度，律师与律师之间的层级差异主要靠市场口碑和客户评价来体现。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官方认证的精英梯队：香港有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SC）制度，源自英国“御用大律师（King's Counsel，KC）”传统。SC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咨询大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律师会会长后委任，是对大律师学识、能力与操守的官方认证。重大商事诉讼或仲裁中，SC的出场本身即是对案件分量的信号——影响对方阵营的备战强度，也影响法官对案件复杂程度的预判。

避坑指南：

出海企业在香港面临重大争议时，常遇到对方亮出SC阵容，使己方压力倍增却不明所以。理解SC制度后，企业可以更理性地评估自身诉讼配置：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动用SC，标的较小或法律点清晰的案件未必值得承担SC的高额费用；但当争议标的重大、法律点复杂、或对方已率先锁定头部SC资源时，己方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庭审走势与庭外和解的筹码。建议企业在争议初现时即咨询事务律师，尽早评估是否需要提前预约SC档期——顶级SC的日程排期往往以月计，临时抱佛脚已是被动。

Fun Fact #05：法律见证与公证职能

法律文书的背书与公信力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法定公证机构：内地民商事活动中的公证业务高度集中在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的要求严格，需要诸多证明材料，公证员会对拟公证内容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公证书的证明力极强。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市场化律师兼任监誓/公证：在香港，符合资历的执业律师经考核可担任中国委托公证人、国际公证人或监誓员。社会公众习惯于在律师楼完成誓章签署。其流程灵活简便，可选择的公证人范围较广。

避坑指南：

出海企业在处理涉香港的股权转让、董事决议、跨境宣誓等法律文件时，可以就近寻找符合资格的执业律师，其提供的服务高度市场化，能极大提升企业在跨境架构维护中的行政事务流转效率。

第二章：出庭前须知

Fun Fact #06：诉讼代理人的分工画像

律师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一元制（全能律师）：内地实行一元化的律师执业机制。一个律师或一个团队从前期客户对接、证据梳理、文书起草至出庭辩论，全流程一体化推进。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二元制（分工合作）：香港严格区分事务律师（Solicitor）和大律师（Barrister）。事务律师主要负责幕后取证、撰写诉状与客户对接；大律师专注于法庭陈述、辩论、盘问证人。

避坑指南：

出海企业在香港打官司，不能只找一家律所就指望其中某位律师“既做材料又上台辩论”。企业必须同时聘用负责日常统筹的事务律师，以及专门负责出庭辩论的大律师。理解这套双剑合璧的机制，才能合理配置跨境诉讼的预算。

Fun Fact #07：执业技能的日常侧重

律师开庭前的脑力+体力活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电子化办案与书面提炼：内地律师日常工作的重头戏在于起草高质量的代理词及高强度的举证，律师提交给法院的书面文件通常简明扼要，而非连篇累牍，精髓是抓住法官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电子文件编目与超链接：香港律师准备的书面文件动辄上千页；如何让海量信息有效传达、易于阅读、易于检索是一个技术活。律师需投入大量精力对数千页卷宗（Bundle）PDF文件进行极其严密的超链接编目。

避坑指南：

两地律师在开庭前准备材料的“画风”截然不同。 香港诉讼实务对文件格式有着详细的要求。如果企业交付的底层原始材料极其混乱、缺乏逻辑，其香港律师团队将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计时收费（billable hours）去帮企业做 PDF 编目和超链接跳转。因此，出海企业日常建立标准化的电子档案管理，关键时可以直接节约成本。

Fun Fact #08：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

法庭对事实的判定依据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书面证据中心主义：内地民商事诉讼像一场基于书面凭证的对账。司法实践高度依赖书面证据（如合同、打款单据）。虽然也允许证人出庭，但实际审判中，证人的言词对案情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口头证据与交叉盘问：香港庭审高度看重证人出庭。大律师在法庭上对证人进行的交叉盘问（Cross-examination），证人的陈述内容及其在盘问中展现出的诚实可信程度，直接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避坑指南：

很多出海企业高管仍习惯通过电话等口头方式处理工作。但一旦在香港对簿公堂，高管作为证人出庭，面对对方大律师犀利的交叉盘问时，其口头表达的漏洞可能会直接断送原本有利的诉讼局面。因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商务沟通的正式书面留痕，在危机发生时也要注重对证人的辅导和训练。

Fun Fact #09：裁判文书的论证风格

判决书的行文逻辑与篇幅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文本精炼、法条导向：内地法院判决书结构严谨固定，通常包含以下几个部分：查明事实、法院认为、裁判结果。其行文风格高度精炼，篇幅往往在两三页到十数页。内地法官的核心任务是将成文法条直接运用于案件事实。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详尽阐述与先例（Precedents）溯源：香港法院判词动辄上百页。法官会用篇幅抽丝剥茧、回应双方的辩论，也会详细分析为什么采信 A 证人而不信B证人，详细论证先例与本案情形的匹配性。总之，香港法官会将个人论证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

避坑指南：

内地判词呈现标准的“公文风”，香港判词则更像学术论文。这种论证风格意味着，出海企业在香港打官司，绝不能只做流程性的功夫，必须确保诉讼策略正确，律师团队和证人都精心准备，方可在先例面前经得起反复推敲。

Fun Fact #10：上诉程序的启动门槛

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救济

内地民商事诉讼视角

法定期间内的上诉权利：在一审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法定上诉期内（通常为 15 日），当事人不服即可直接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必须受理，一审法院无权阻拦。

香港民商事诉讼视角

上诉许可制（Leave to Appeal）：对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Court of First Instance）的最终判决（final judgments），当事人通常可以直接向上诉法庭上诉，无需事先取得上诉许可。对于非正审判决或命令（interlocutory judgments or orders），当事人通常不能直接提起上诉，必须先向原审法院或上诉庭申请“上诉许可”，并证明上诉有合理机会得直（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

避坑指南：

在香港，如果无法说服法官上诉存在“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合理的胜诉机会）”，企业甚至连上诉的门票都拿不到。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一审中倾尽全力，绝无“一审留底牌、二审再翻盘”的试错空间。

出海之途，始于认知。通过这些“Fun Facts”透视香港司法逻辑，企业收获的不仅是规避隐蔽风险的实务指南，更是将普通法系规则内化为全球经营的“通关密码”。建立起系统性的跨境风控思维，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商海中行稳致远。若想进一步拆解更多凌厉的实务策略，敬请期待《出海博弈中转站：打破香港与内地法律事务“信息差”（下篇）》，将持续呈现更多深水区实务解读。

论以货币金额作为犯罪标准的设定与调整

蒋韬 — Mon, 06 Jul 2026 16:00:00 GMT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以数额即货币金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标准的立法模式极为普遍。然而，货币价值的内生波动性与刑法规范所需的稳定性、明确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张力。本文分析该立法模式的局限性，论证调整数额标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引子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二”），其中不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侵占、贿赂犯罪的追诉标准作出了调整，也对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额门槛进行了修订。这一解释的出台，表面上是对既有司法解释的常规更新，实则引发了一个深层次的实务问题：以数额作为犯罪标准的立法方式，在货币价值持续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够准确承担起刑法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7年刑法及此后数次修正案中，立法机关已大量采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以货币金额为载体的立法模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同一数额在不同年代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已不可同日而语。贪贿解释二的调整，既是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暴露了既有调整机制的缺陷。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将对以数额作为犯罪标准的立法模式展开系统的反思，并尝试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制度完善建议。

二、刑法中以数额为犯罪标准的罪名概述

以数额作为犯罪构成或量刑标准的立法技术，在我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根据罪名性质和犯罪客体的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侵犯财产罪

侵犯财产罪是数额标准最为集中的领域。以盗窃罪为例，刑法第264条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档量刑标准，相应的具体金额由司法解释确定，通常以人民币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为“数额较大”起点。同样，抢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占罪等均采用类似的数额分级模式。这些罪名以侵犯财产所有权为核心客体，数额直接反映了法益侵害的程度，适用数额标准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二）贪污贿赂罪

在我国刑法中，贪污罪与受贿罪（刑法第383条、第386条）长期以来采用明确的数额标准。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虽引入了“数额+情节”的混合模式，但数额标准仍占据基础性地位。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一”），进一步将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起点调整为三万元，“数额巨大”调整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调整为三百万元以上。

（三）其他经济与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

除上述两类外，大部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部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也以数额作为犯罪标准。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均设有数额门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作为立案追诉标准。甚至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这样看似与犯罪金额没有直接关系的罪名中，刑法也直接将“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刑期提档的情形之一。这些罪名中的货币金额，既可能是法益侵害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可能只是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形式界限。

据初步统计，现行刑法中明确以“数额”或“金额”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罪名覆盖刑法分则半数以上的章节。这一立法格局表明，货币金额标准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已非边缘性的技术安排，而是具有全局影响的核心制度设计。

（四）域外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镜鉴

在审视我国立法模式之前，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域外主要法域，观察其如何处理犯罪中的数额问题。这种比较并非为了简单移植，而是为我国数额标准的调整机制提供制度参考。

1. 日本：以“可罚的违法性”替代数额门槛

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窃取他人财物的，是盗窃罪，处十年以下惩役或者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1]与之类似，日本刑法第24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也未设置任何数额门槛。换言之，在日本刑法框架下，盗窃或诈骗一元硬币与盗窃或诈骗一亿日元的财物，在构成要件层面并无区别，均成立盗窃罪或诈骗罪。

那么，日本如何避免轻微财产行为大量涌入刑事追诉程序？答案在于司法实践中的过滤机制。日本刑法学通说发展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认为即使行为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若其违法程度极为轻微，则不具备值得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在实务操作中，日本检察官对微罪案件拥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大量轻微盗窃、诈骗案件通过“微罪处分”（微罪処分）或不起诉处理，不会进入审判程序[2]。

2. 德国：低价值物品的“追诉门槛”与日罚金制的动态调整

德国刑法与我国存在更为有趣的对比。德国刑法第242条规定，盗窃任何价值的他人动产均构成盗窃罪，哪怕是一枚硬币。但在追诉层面，德国刑法第248a条规定，盗窃“低价值物品”（geringwertige Sachen）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除非存在特别的公共利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司法实践将“低价值”的门槛控制在约25欧元左右。[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25欧元的门槛并非由立法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司法判例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变化而动态调整。这种由司法判例动态调整数额标准的方式，虽然缺乏成文法的明确性，但在回应货币价值变动方面具有灵活性。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罚金刑制度。德国刑法第40条以下确立了“日罚金制”（Tagessatz system），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先根据罪责严重程度确定“日罚金单位”的数量（至少1个，至多360个），再根据犯罪人的个人收入和经济状况确定每个单位的金额。这意味着，即使立法规定了固定的日罚金单位上限，实际缴纳的罚金金额也会因个人经济状况而异。这种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避免了“固定金额”与“货币价值变动”之间的冲突——立法只规定抽象的罪责评价单位，具体金额则交由司法根据个案动态确定。

3.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定期调整机制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Guidelines）对经济犯罪设有详细的“经济损失表”（Loss Table），根据造成的实际或预期经济损失金额将犯罪分为16个档次，每一档次的提升对应着建议刑期的增加。[4]这一制度与我国通过司法解释设定数额标准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

而且，美国量刑委员会（U.S. Sentencing Commission）建立了对量刑指南进行年度审查和修改的制度化机制。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美国量刑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修正案提案，其中明确包括对经济犯罪指南的“系统性通货膨胀调整”（systematic inflationary adjustment to monetary thresholds），计划将16档经济损失表缩减为8档，并对所有货币门槛进行通胀调整，以使其“与现代经济条件相适应”[5]。该修正案预计于2026年11月1日生效，除非国会予以否决。

4. 比较之后的反思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劣。日本的“零门槛+微罪处分”模式高度依赖司法裁量，与我国强调立法明确性的传统不甚契合；德国的“判例动态调整”模式虽然灵活，但在我国成文法传统下难以直接复制；美国的“制度化定期调整”模式则与我国现行体制最为接近，也最具参考价值。

但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域外经验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将固定不变的货币金额嵌入刑法规范，而缺乏动态调整的制度安排，已然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警惕的立法技术缺陷。

三、设定货币金额标准的局限性

尽管以货币金额作为犯罪标准具有直观、可操作、便于司法适用的优点，但从法理层面审视，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局限。以下将从法律明确性、法律的稳定性与货币价值的多变性之矛盾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明确性的表面与实质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一论断几乎成为西方法治传统的基本信条。明确性意味着法律规则应当使受规范约束的主体能够清晰地知晓何种行为被禁止、何种后果将要承担。以货币金额为标准，在表面上似乎完美实现了这一要求：以贪污罪为例，三百万元即为“数额特别巨大”，任何人皆可理解。

然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制定法律时应注意“法律的用语，对每个人要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6]。这一要求较形式上的数额明确性更高——它不仅要求法律条文在语法上清晰，更要求法律规定的内容在不同认知主体、不同社会情境中能够产生一致的规范性理解。

以货币金额为标准的立法恰恰在这一实质层面遭遇困境。“三百万元”这一数字，对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所唤起的社会观念与法益评价存在显著差异。三百万在部分地区可能仅相当于一套普通住房的价值，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意味着数十年劳动收入的积累。法律用语表面上“相同”，但落到不同主体的认知图景中，并未产生“同样的观念”。因此，货币金额标准的明确性可能是形式性的、浅层的，而非实质性的、具有普遍共识基础的明确性。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形式明确、实质模糊”的困境已有具体体现。以盗窃罪为例，同一省份内部不同地市对“数额较大”起点的掌握标准可能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的标准长期未作调整，导致基层司法机关在适用时不得不通过内部掌握标准或“酌定不起诉”等方式进行事实上的“纠偏”，反而削弱了法律的统一适用。

（二）货币价值的多变性与法律稳定性的矛盾

进一步，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接、也更易被忽视的警告：“法律要有所规定时，应该尽量避免用银钱作规定。”[7]该论断的逻辑基础之一正是货币价值的易变性。这一判断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惊人的前瞻性。

货币价值之所以多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根源。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呈正比例关系。当经济体中货币供给增加而商品供给未同步增长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必然下降。此外，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同样会改变特定货币金额在社会分配格局中的相对位置。

韩非在《五蠹》中提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8]法律的稳定性是法治的基石。民众需要依据现行法律规划自身行为，司法机关需要以统一的标准作出裁判。如果法律频繁变动，则可能导致“民无所措手足”，法治的预测功能与规范功能将大打折扣。正如苏力先生所言：“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民的相互交往和行为。”[9]

然而，恰恰是货币金额标准，将刑法这一本应高度稳定的规范体系，置于货币价值持续变动的经济洪流之中。稳定性的要求呼唤刑法条文“一而固”，货币价值的多变性却要求数额标准“应时而变”。这一根本性矛盾，是货币金额立法模式难以通过技术修补完全克服的内在张力。

（三）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现实冲突

上述矛盾绝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反复显现的现实困境。以盗窃罪为例，1997年刑法施行之初，各地以五百元至二千元作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二十余年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翻数倍、货币购买力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多数地区的数额起点已上调至一千元至三千元，但调整幅度仍远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实践中，部分地区的入罪门槛甚至多年未作实质调整，导致大量社会危害性极低的轻微盗窃行为进入刑事追诉范围，占用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也造成了刑罚适用的泛化。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货币金额标准一旦写入刑法条文本身，其调整便需要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而当这一调整滞后于货币价值变化时，法律的实质公正便受到侵蚀。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入罪标准自1997年刑法确立以来从未调整，二十余年间的货币购买力变化已使该标准在实质意义上大幅“贬值”，但司法机关只能机械适用，缺乏有效的弹性调整空间。

四、调整货币金额标准的必要性

上述局限性决定了，以固定货币金额作为犯罪标准的立法模式必须建立常态化的调整机制。这种调整的必要性，不仅源于社会经济与货币价值的客观变化，更涉及不同罪名之间刑罚公平性的内在要求。

（一）社会经济发展与货币价值变化的实证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货币价值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至2023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三百余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至5万余元。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购买力的显著下降——以1978年为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四十余年间累计上涨超过六倍。

1997年刑法中“数额较大”所设定的五千元，在彼时可能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两年的工资，而今天可能仅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同一数字所代表的价值评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从而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纵观货币价值变化的经典理论，无论是费雪的货币数量方程还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都揭示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当刑法选择以货币金额作为衡量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时，便无法回避这一标尺本身的持续变化。

（二）罪名之间的公平性问题

货币金额标准调整的紧迫性，更突出地体现在不同罪名之间的横向比较上。贪贿解释一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金额作出了大幅调整，将“数额较大”起点从五千元提升至三万元。这一调整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合理回应，本身具有正当性。

然而，这一调整产生了新的不公：普通公民所涉及的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并未获得同等幅度的上调。就入罪而言，在多数地区，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仍维持在一千元至三千元，与贪污贿赂犯罪的三万元起点形成了十倍左右的差距。这意味着，普通公民盗窃他人三千元财物即可能面临刑事追诉，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三万元以下公款则仅受党纪政纪处分或不予追诉。尽管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法益与普通公民犯罪不同，前者还同时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但二者在财产法益侵害层面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就量刑而言，贪贿解释一将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巨大的标准调整为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对应的刑期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比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直接规定“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此处的销售金额还并非净利润。两者相比，刑罚的不合理悬殊显而易见。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罪名的货币金额标准由不同层级的规范（刑法条文、不同时期的司法解释）分别设定，缺乏一个统一的、动态调整的协调机制。只有建立制度化的货币金额标准调整机制，才能在不同罪名之间维护刑罚的实质公平。

五、调整货币金额标准的可行性

在论证了调整必要性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探讨调整的制度可行性，包括既有的先例经验与可供选择的规范路径。

（一）先例：贪贿解释一的数额调整实践

2016年贪贿解释一将贪污罪、受贿罪的数额标准大幅上调至三万元、二十万元、三百万元三档。

这一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它回应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数额标准重新与货币价值的实际水平相适应；其次，它引入“数额+情节”的混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纯依赖数额标准的僵化性；再次，它展示了通过司法解释调整数额标准的可行性，为今后类似调整积累了经验。

然而，贪贿解释一的调整也存在明显局限。其一，调整范围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并未涉及盗窃、诈骗等普通财产犯罪，导致前述罪名间的公平性问题；其二，调整缺乏明确的周期性或触发机制，未能建立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二）方案一：通过司法解释调整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发布司法解释调整货币金额标准，是目前实践中通常采用的路径。其优点在于程序相对简便、响应速度快，能够较为及时地适应货币价值变化。

对于刑法条文中仅出现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概括性表述，而没有明确规定具体金额标准的犯罪，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具体数额具有制度合理性。此类调整属于对概括性立法语言的“具体化”，本质上是在立法授权范围内进行的法律适用活动，与立法权的界限相对清晰。

（三）方案二：通过刑法修正案或法律解释调整

对于刑法条文中直接规定了具体金额标准的犯罪，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刑法修正案或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货币金额标准进行系统性调整。这一方案的合理性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符合立法权限的分配。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犯罪与刑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规定。犯罪数额标准直接决定着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升档量刑，本质上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设定，理应由立法机关行使。将数额标准的调整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既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尊重，也是防止司法解释权过度扩张的宪法要求。

第二，有利于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刑法修正案或法律解释可以同时对多个罪名、不同章节的数额标准进行统筹调整。例如，可以在同一修正案或法律解释中对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等所有以货币金额为标准的罪名进行统一的、成比例的调整，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局面，从根本上解决罪名之间的公平性问题。

第三，可以建立制度化的调整机制。修正案或法律解释可以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定期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或其他货币价值变动指标，当累计变动达到一定阈值（如累计通胀率达到30%）时，启动数额标准调整程序。这种“立法授权+行政执行”的模式，既维护了立法权的最终决定地位，又保障了调整的及时性与专业性。司法解释的调整机制亦可参照这一模式，对于仅规定概括性数额表述的罪名，建立由“两高”定期评估、适时调整的制度化安排。

当然，由刑法修正案进行调整也存在周期较长、程序复杂的缺点。对此的回应是：货币金额标准的调整并非需要每年进行，货币价值变化达到显著程度往往需要五至十年甚至更长的周期。这一频率与我国立法机关的修法节奏是基本匹配的。对于中间年份出现的轻微波动，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中的酌定情节、不起诉裁量等机制加以缓和，而不必频繁修改法律。

六、结论

以货币金额作为犯罪标准，是我国刑法中一项广泛运用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设计。它在提供明确性、可操作性的同时，也因其与货币价值内在多变性的冲突而面临理论与现实的挑战。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法莫如一而固”，而货币购买力的持续变动却使得固定的数额门槛日益偏离立法之初的价值判断。

货币金额标准的调整势在必行，但调整的路径选择绝非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立法权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宪法性议题。

本文认为，对于刑法条文中直接规定了具体金额标准的犯罪，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或法律解释对货币金额标准进行系统性、周期性的调整。

对于刑法条文中仅出现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概括性表述而没有明确规定具体金额标准的犯罪，且刑法修正案或法律解释没有及时明确或调整的，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和调整，从而适应货币价值的变化。

在更长远的意义上，立法机关亦应反思“数额立法”模式的根本合理性，探索引入更多元的法益侵害评价维度，以构建更加全面、稳健的刑事立法技术体系，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目标。

[注释]

[1] 《日本刑法典》第235条（盗窃罪）。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7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64。

[2] 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第279条之相关规定。

[3] 参见https://www.hrr-strafrecht.de/3/16/3-114-16.php.

[4]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 2B1.1 (Theft, Property Destruction, and Fraud),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2025 ed.

[5]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Dec. 12, 2025)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6—301页。

[7] 同上注。

[8] 韩非：《五蠹》，载《韩非子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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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M]. 张雁深,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6] [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M]. 蔡桂生,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7] [日]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各论[M]. 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8] 韩非.韩非子选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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